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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義超拿不准主意就去找王侣仁队长,王侣仁队长没有办法,也只能向在蒙罗维亚的徐晓伟报告。徐晓伟一听,这还了得?两人一商量,决定分头行动。徐晓伟这边去找辛茨总警监汇报,王侣仁找格林维尔分部的查尔斯先生协调。
辛茨总警监因为上次外交部大楼定点驻守的事情,对徐晓伟是又爱又恨。
爱的是中国防暴队的出色表现受到了瑟利夫总统的高度赞赏,这在历支防暴队中是绝无仅有的,为他长了脸;恨的是徐晓伟也是唯一敢顶撞他的防暴队领导,这让他心里一直存在芥蒂。这次徐晓伟过来,要求他出面协调“卡特琳娜号”货船的船期,他想都没想就一口回绝了,说道“那是后勤支持部的事情,我这里是警察部门,跨部门的协调非常难办,况且作为高层,我出面帮你们也不妥当,到时候我怎么向其他国家的防暴队交代?”
徐晓伟这次过来已经轻车熟路,几个月的维和战地经历让他的思想更加成熟,只见他不慌不忙地对辛茨总警监说“总警监阁下,我有充足的理由。
第一,其他防暴队是因为裁撤才用海运方式的,换句话说他们的维和任务已经结束了,早点走与晚点走没有本质上的区别。而中国防暴队不同,我们是因为换防蒙罗维亚才需要进行搬迁的,联利团给我们营建的期限是到&nbp;6&nbp;月底,之后马上就要承担蒙罗维亚的勤务了。如果因为格林维尔的物资不到位而导致营房不能正常交付使用,我们同样有理由拒绝出勤。第二,联利团的哈珀和绥德鲁分部不在本次裁撤的范围内,那边的分部还可以提供军警部队的食宿。但是格林维尔分部是要裁撤的,这是联合国决议书上的要求,如果中国防暴队不能按期裁撤,意味着格林维尔分部也不能裁撤,因为他们同时也要保障我们的食宿。总警监阁下,您有没有想过,这样会导致一个后果,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违抗联合国总部的命令决议。假如被投诉,影响的是整个联利团和总警监阁下的颜面啊!对于中国防暴队这么一支小小的队伍来说,这棍子应该打不到我们的屁股上吧?您说呢?最后,中国防暴队还受领着蒙罗维亚的武装巡逻任务,其中就有总警监您在这里的住所。听说最近蒙罗维亚不大太平,如果我们能把营区建设好,早点把精力投入到巡逻中,巡逻的时候就能顾及总警监您的安全了,这是双赢的局面。以上的提议纯属我个人的想法,还请总警监阁下深思熟虑为盼!”
徐晓伟的提议针针见血,软硬兼施,辛茨总警监一时之间想不出什么反驳的话。他深深地望着眼前的这位中国人,心里在想“天哪!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度,仅仅一支防暴队的政委就如此难对付?”他暗自庆幸与徐晓伟是友非敌。
对于徐晓伟的提议,辛茨总警监还是接纳了。有了他的出面协调,后勤支持部的官员明显态度好了很多,答应会以最快的速度安排好中国防暴队的船期。
格林维尔这边,查尔斯先生也一直在为中国防暴队努力着。很快,中国防暴队就接收到了“卡特琳娜号”船方发来的装船通知。
好不容易解决掉船期难题,马義超要做的事就是把物资押运上船。后续部队过来后,格林维尔指挥中心值班紧张的情况稍有缓解了,李小飞不再每天通宵值班了,而是改由李小飞、马義超、王相伟、高强、孔炜良5人轮流值夜班。恰好这天马義超通宵值班后,本以为交班结束就可以补休,却接到“卡特琳娜号”船长的来电,要求中国防暴队马上将物资押运到码头上船。由于马義超一直以来都是与“卡特琳娜号”船长单线联系,所以“卡特琳娜号”船长拒绝了马義超提出的换个人押运的要求,说必须由他亲自过来签字。无奈之下,马義超简单地洗了把脸后,就带着车队出发了。
在徐晓伟前期走访绥德鲁中国解放军维和部队后,维和部队给予防暴队极大的支持,派出了吊车、重型卡车等运输工具过来。
中国防暴队利用这些工具很顺利地把海运物资运送到码头。集装箱的上船很顺利,到了车辆上船的时候出了意外。
前面说过,为了保障第一次陆运的顺利进行,防暴队采取了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,把最好用的车子和最好用的零配件都放在了陆运上。车队运抵蒙罗维亚后,最好的车辆留在蒙罗维亚供大本营使用。如此一来,格林维尔营区剩下的车辆无一不是“老弱病残”“歪瓜裂枣”,几乎没有一辆是原装完整的。所以,这些车辆准备上船的时候,好几辆突然熄火了,卡在了码头与船的中间,上也不是,下也不是。
马義超没有办法,只能向营区求助。
接到马義超的求助电话后,二分队分队长谭家海马上率领李宗先、王佳浩、钱仁建、王艺华、周瑜、王翔等“老司机”赶过去,对故障车进行抢修。
格林维尔码头周边一片荒凉,连棵树都没有,正午的阳光把地上烤得发烫。一夜没睡的马義超又累又饿又困,想躺在车里休息一会儿,没想到车里也是酷热无比,连座位都晒得发烫。
无奈,马義超只能用手挡着太阳协助“老司机”修车。
抢修工作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一点,眼看完不成任务了,大家才无奈地撤回营区。
不凑巧的是,第二天联利团的装备核查官要过来进行检查,整个格林维尔分队里,马義超是唯一的对接人。从码头回来后,马義超洗了个澡,不得已强打精神,开始写汇报材料和制作&nbp;ppt,这累活干下来,抬头看看时间,已经是凌晨&nbp;5&nbp;点,看来是睡不了觉了。
第二天上午,联利团的装备核查官过来检查后,马義超又马不停蹄地赶往码头,继续装运海运物资。等晚上“卡特琳娜号”驶出格林维尔码头后,马義超才一屁股瘫在车上。车子没开出码头门口,马義超已经呼噜声震天响了。
类似于这种联利团部门之间扯皮推诿的事情还有很多,大多都是中国防暴队的领导到处去求人帮忙。次数多了,也就开始烦了。
2016&nbp;年&nbp;4&nbp;月份,按照中国防暴队的裁撤计划,15&nbp;名在格林维尔的队员将乘坐飞机飞往蒙罗维亚。大概是联利团的职员粗心大意,没有把中国防暴队的队员列入当天的乘坐名单,当&nbp;15&nbp;名队员在格林维尔机场苦苦等待一天后才发现,飞机竟然是满员的!怀着满肚子的委屈,队员们回到了营区。
是可忍,孰不可忍?王侣仁怒了,徐晓伟怒了。王侣仁当即写了一封投诉信发到联利团总部,徐晓伟也亲自过去讨回公道。
刚开始的时候,联利团的个别职员并不把王侣仁的投诉信当回事,他们办事总是推辞、拖拉,给予刁难。以前为了大局着想,一般都是忍气吞声。
可是这次徐晓伟觉得绝不能再忍了,他似乎听到了心脏即将爆炸的声音。
可是这个时候绝不是恶语相向的时候,要争回尊严,不必骂街,徐晓伟准备跟他们理论理论。
徐晓伟问“为什么出现差错?”
职员一脸不屑地说“这是常有的事,工作多了,难免会出现误差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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