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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文义的几个设问已经让温子升和夏侯善心里一怔，当听说伪造那个铁牌要枭首示众更是吃惊不小。这是依照哪条法律定下的规矩？问题不在针对于此的严惩峻罚，而在于这个所谓的五原特区难道有了自己制定的法律条款了吗？如此，致廷尉府于何地？另立朝廷？嘶……怎么可能？</p>
到底是搞纪检监察工作的，仅凭一个身份造假的处罚立刻就能联想到“另立中央”这么大的政治事件上去。事实上，温子升他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。怀朔镇是大魏的一个军镇，形制上相当于州郡，不存在“一国两制”的特殊情况。朝廷也没有授予怀朔镇地方自治权，社会管理采用的是同一套法律体系。没有可能允许你另起炉灶，单独搞一套“地方法规”。</p>
实际情况是，高欢来五原之后首先推出一套“八准八不准”的社会管理制度，用新的行政手段规范五原人的行为举止，执行力度甚至比大魏法律还严格。作为一枚后世而来的刑警，高欢岂能不知道以权代法的危害性？但是，目前他还不敢大肆使用魏法来管理五原。因为很大一部分法律条文过于严苛，动不动就是腰斩、枭首、弃市、剁手、砍腿、刺字等酷刑。说实在的，他是秀才招鸡，下不了毒手。九成以上都是灾民流民，偷抢盗是普遍现象，如果严格按照律法处罚，五万流民剩不下几人了。这需要一个过程，稳定、安居、饱食、卫生、知耻、规范、文明，然后才是法治社会。可是，又不能没有约束的放任自流，所以，五原特区适时推出临时的“八准八不准”代替魏律管理社会。这就难怪温子升他们浮想联翩了。</p>
这几天三人分别都在五原民众中走访，虽然内容各有侧重，但获取的信息量都差不多。郭文义是深入民间，夏侯善的主要方向是军队，温子升是全面了解。由于最初的策略是微服进入，不与五原方面正面接触。先通过基层民众聊天恳谈，掌握第一手资料，初步形成一个完整的印象后，再依据弹劾内容逐一核对。最后通过公开接触，质询释疑，逐条落实，形成可信确凿的证据链条后上报御史中尉。至于元中尉如何向皇帝交待，那就不是他们这些小喽啰能管得了了。</p>
虽说每一位御史都有检举弹劾百官之权，但受命调查的案子就不能随便上书了，有凭有据是起码的职业道德底线。</p>
北魏的御史制度，既没有达到唐朝时期御史言官可以“风闻奏事”，而且不负任何责任的高度，也没有落破到明朝晚期的御史言官成为利益交换的保护伞。北魏朝廷照猫画虎的设立兰台御史以纠察百官，黜罚贪赃，但御史没有证据的胡说八道也是要承担责任的。高欢的祖父高谧就曾是治书侍御史，因其执法严苛，不徇私情，得罪了豪强贵胄，被人嫁祸，坐法徙边，这才有了渤海高氏一脉流落北地的凄凉，也才造就了历史上的高欢奋发图强的一幕。</p>
应该说，温子升他们的调查手段和调查方向是切实可行的。中秋狂欢节开幕那天进入五原城，一晃七天过去了。调查的内容越来越离谱，甚至有些内容根本弄不明白，还怎么进行下去？三个人今天是第一次全面汇总各自掌握的调查材料。</p>
夏侯善提出的疑点，五原无疑是符合弹劾奏折上的条款的。按照惯例，五原当下所体现出来的表征，足可以给他按一个“国中之国”或“意图独立”的罪名。可你又拿不出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这两项罪名是成立的。比如镇军军官的称呼一事，团长、排长是什么东西？人家说那是民壮们闹着玩的。为了不至于让人误会这些民壮都是镇兵，所以胡乱的起了一个普天之下没有军队用过的一个名号。怎么地，不行吗？</p>
依照大魏军制，一幢兵力三至五百人。五原的幢主是高欢，明面上表现出来的正式兵卒数量也就那么多，甚至不到五百人的满员员额。表面上看不出违制。至于五个居住点加起来兵员数量远远不止这些。问起来，人家说这些都是民壮。地处边关，军镇的职能本来就是全民皆兵，你能说人家这是养兵自重？这些养兵的费用又没有伸手向朝廷要，自掏腰包替朝廷训练民壮，本该大加奖赏的，怎么还成了罪责了？倘若依次定罪，军镇还是军镇吗？不如改为州郡算了。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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